如果众雌而无雄，一群母鸡是不会生出卵来的。
史华慈，第472-477页)这样理解，或许定性不差，但因为关联概念几乎无所不包，则以之描述中国思维，就显得太过宽泛。如人君惟德动天至诚感神，则有皇天眷命(《尚书·大禹谟》)的感应。
以下，主要就儒道来谈。而承认这一点，就很难相信它只是附属于原始信仰的思维。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就是以天理为应物起感的合理性标准。是故在道德感应中，不论怎样渲染人君对超自然力量的感通、感动，都不能回避对人的感化、感召。如董仲舒所谓天瑞应诚而至。
但道家更强调的是执其名，务其应，……此应之道也(同上)，即令统治者更少地主观作为，是为了让他们更多地因循刑名法度，以确保权力的合理使用。其中，生成问题首先是以天地二气的交感来解释的，如《吕氏春秋》所见，正月立春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吕氏春秋·孟春纪》)，立冬十月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而成冬(《吕氏春秋·孟冬纪》)。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
但有意思的是，唐氏没有引经据典，以证倡读经之必要，而是以英人朱而典与严复的对话为理由。那种先由儿童记诵，待成年后再回忆理解运用的反刍主义，最为反读经者所不满。估且不论当时的道德程度究竟如何，仅从形式上看，它倒与第一次尊孔读经运动时康有为等人的社会观察颇为相似。他反对中小学读经的同时，提出读经乃专家之事。
可是，反对读经者把经的现代价值否认干净，也还另有原因在。摘 要： 读经问题的讨论往往不仅限于读经本身，它所涉及的问题其实更在于思想史。
也许这个焦点更关涉教育，《教育杂志》本次的读经讨论便很容易被当作仅仅是一个对象之争。文中讲到，严复以中国危亡为虑，朱而典却不以为然，严问原由何在，朱答道：中国经书皆宝典也，发而读之，深入人心。比如把经中的修己律人，涵养道德之类的格言或选段、选文编入中小学的语文或历史课本及具体课程中，与其余课文内容平行并立，以起到用科学眼光取精华，去糟粕或了解古代文明和古老历史传统的作用。不在乎中国人不知道固有的精神文明是多么可夸，而在乎和精神文明有联系的物质文明还有支持精神文明的力量。
（作者按：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均出自《教育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五期）但其实，在内心里，未必没有为二十多年来，悬而未决的读经问题作结的愿望。换言之，就是由谁来读更为合适。在中小学恢复设立专门的经科当然是一部分赞同者的计划，但大部分参与讨论者都不同意那样不顾实情地硬性设置。在康的鼓动下，陈焕章成立孔教会，办刊物，康有为自己也主编《不忍》杂志，并把定孔教为国教的动议推上了国会，后终因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而遭时人唾弃。
不在乎人心世道的坠落，而在乎经济生活条件的不足。只是周予同把问题又扩展到了学校教育的层面，指出：古代的学校制度只有一种政治目的。
既然选择方式上赞同与反对者之间的距离并不太远，那么，彼此各让一步的可能性便肯定存在。] 中所申明的新文化运动评判的态度正相吻合。
（见《编者的话》） 然而，要说《教育杂志》的此番讨论完全超越时代那也是不可能的。1935年1月10日，萨孟武、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十宣言》），[ 参见《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10日。而仅看编者的话，给人的印象便是，中庸的意见占去了大多数。像唐文治，其时他在自己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校长，以国学为己任，修道立教，维护孔孟之道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因为我们相信，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乎固有的精神文明被束置高阁，而在固有的精神文明不曾产生比父亲更进步的儿子。就是整理国故，检讨过去，也非用科学方法不可。
何炳松征询意见时，正值一九三四年开始的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断断续续一年以后，虽然何炳松在编者的话里语气极为谦和，说《教育杂志》既忝为全国教育专家的喉舌，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似乎不能不采用集思广益的方法，请求全国专家对于这个问题，分别发表一点高见，使得本杂志的数万读者能够得着一种很可贵的参考，来帮助他们去理解这个问题。四 不过，尽管是反对读经，反对派对待赞同派也还是大有区别。
但几位老先生虽标举群经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之结晶（见《江亢虎先生的意见》），神其圣也，在读经的方法上，却已不像古代那么死板，似乎只有江亢虎还在坚持小学读经，比较有记诵熟习之可能。读经运动所以兴起，一个主要的依据，是在倡导者的眼里，时下的道德沦丧，道德败坏的程度无法容忍，而挽救社会道德的良方，惟恢复传统的孔孟之道。
就方法言，反对派、中间派与赞同派的观点其实相差并不多。其中的饱读经书者在民族危机关头也确是想借经的功能以提高民族自尊心，凝聚民族力量。
但应该说，《教育杂志》这次的征文，虽可以看作是这类论争的继续，就议论的实际情况看，还是属于讨论的范畴，彼此的火药味儿并不重，所以何炳松颇为感慨，我们常常觉得从前南宋诸贤那副‘逼人太甚的面孔，在现在似乎已不需要的了。二 从理论上看，读与不读经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经书是否仍旧承载着它的道德属性。平心而论，叶青的观点多数未超出新文化运动诸贤的水平（如他指出儒家思想中包含的等差主义等），但也不是没有独到之处。民国以降，具有一定规模且影响较大的尊孔读经运动有两次。
由讨论经与道德的关系，就很容易牵涉到道德本身的时代性的问题。而据说是十教授幕后指使人的国民党政府的官方人士陈立夫也是参与讨论者之一，他倒是赞同派。
正风文学院的王节也表示：盖经者，吾国先民数千年来精神所系者也，政教号令准于是，声明文物源于是，世风民情日用起居安于是。北京大学的王西徵说得更为率直：现在倡导‘尊孔崇儒及‘恢复中国固有文明的举措与言论，除将‘君字易作‘领袖或‘党国外，整套都是百年内的故态，陈言。
在安徽大学的姚永朴眼里，群经至精至博，是为万事之标准。稍显不同的是，反对读经者，对经的神圣性的怀疑更为明确，像上海中学的郑西谷、浙江大学的黄翼都提到，把经书当成天经地义或用宗教的态度去读经应当排斥。
蔡元培认为经中的格言儿童不易理解，完全可以用现代的具体事情，现代语言来起到同样的作用。因此，整肃道德与树立民族自信心以拯救民族危机搀和在了一起，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原刊《安徽史学》2003年第5期，此为原稿） 进入 尤小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读经 教育杂志 。因为我们以为德育的手段，与其注重知识的灌输，毋宁应该注重行为的训练，并且即就知识的灌输言，经传的知识对现代的青年是否特别适用亦属疑问。
另一次就是1934至1935年，其中又以《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最为热烈。拿《孝经》为小学生的起首读物，实际也正是广东读经实践的做法。
郑西谷更指出：现代读经，要用现代的眼光，重新估定经书的价值。但因为参与者的学术背景各不相同，即使是教育家，在具体的看法上也有分歧。
国立编译馆的刘英士就指出：我反对那些带兵从政的长官们提倡读经，因为凡是他们提倡的，大部分是他们所不配提倡的。江苏教育学院的顾实、交通大学的郑师许这些赞同读经者们更是说得很明确，读经的方法上应该因人而异，不求统一。
